2017年的某一天，被告人牟某某驾驶小轿车行驶至某某县福临乡向日头村方向行驶时与相向行驶的周某某驾驶的电动车相撞，周某某倒地受伤后，牟某某驾车撤离了事发现场，此次事故责任认定牟某某为全责，周某某出院后经鉴定，伤残等级鉴定为九级。经查，牟某某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购买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第三者险赔偿额50万元。

　　

　　此次交通事故给周某某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作为受害人的周某某向某某县人民法院起诉，将牟某某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25.9万元，在法院审理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只赔机动车交强险，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理由是与牟大国订的保险合同有肇事逃逸条款不应赔偿。

　　

　　本案周某某的代理人严律师针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商业第三者险保险性质发表了以下代理意见：

　　

　　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巴中分公司以48小时未报案，交通事故逃逸拒赔理由违反了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规定投保人购买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险）的目的。

　　

　　牟某某投保人购买商业险的目的是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赔偿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确保第三者得到赔偿。在本案中，保险事故即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意味着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便从偶然或可能发生变成了应然、应该。投保人驾驶逃逸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即逃逸行为的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不溯及以前，保险公司开放商业第三者险业务，即意味着保险人承诺在收取保险费后愿为投保车辆可能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利用优势地位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完全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成为保险人负责的理由。

　　

　　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以国家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已有明文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不再对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对两种法律关系的有意混淆。首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属行政法规，它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与公民、法人以及公民、法人之间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商业保险属于经济活动，其合同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家确定的交通事故归责方法作为确定保险人和投保人权利义务的根据。换言之，交通法规涉及的是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并不涉及保险当事人的责任，关于逃逸的归责方法，本身带有惩罚性，这种惩罚性不适用于平等主体的保险合同。

　　

　　三、商业第三者险保证的就是一种责任险，保险人的义务就是为投保人可能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责任买单。若投保险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保险法21条规定：投保人、被投保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份，不承担赔偿。

　　

　　最终，某某县人民法院对代理意见予以采纳，在法院主持下，与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在代理人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协商下达成协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与牟某某共向原告周某某赔偿18.5万元，牟某某赔偿5仟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赔偿18万元，至此，周某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杨春芳 何晓林)